搜索近期，《香港商报》《楚天都市报》《江苏法治报》等30余家国内媒体，纷纷刊登了香港嘉傲集团的一则公告，其内容直指内地150余万肾病透析患者，竟使用了由化工原料制作的注射针剂，这一消息瞬间引发轩然大波。众多政府网站，包括央媒，也迅速跟进，对该事件进行了深入剖析，一篇《药企“假药”风波16年：司法与监管的博弈困局》的报道，更是将事件推向舆论焦点。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，这起制售假药案件，极有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规模最大、手段最恶劣、受害人数最多的一起，其影响之恶劣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今天，我们不重复报道中的分析内容，而是将目光聚焦于一个更为关键却常被忽视的后果——该案中的判决，究竟触碰了怎样的底线？它又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何种深远影响？通过公告以及经过媒体法务部严格审查核实的报道，我们可以确定以下基本事实：其一，确实存在2400万支假药针剂流入市场，用于150余万肾病透析患者的治疗，且这一制售假药行为，已得到国家药品最高监管机构的认定；其二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“(2017)最高法民再130号”判决书，竟将该“制售假药”行为判定为“合法”；其三，制售假药的相关人员顾某，不仅凭借这一判决逃脱了刑法制裁，甚至还借此获得了超十亿元的额外收益。
不难看出，整个案件的核心，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，无疑是最高院的这一“再130号”判决。从本质上讲，最高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，在形式上享有不受干扰的权利，这符合“司法独立”的原则。但这一权利的行使，有着明确且不容置疑的前提：判决必须完整、准确地理解全国人大立法的本意；必须充分体现并贯彻相关政策方针；更要符合全国人民对国家法治的直观认知。毕竟，法治是文化逻辑的外在体现，关乎全体中国人的文化认同。基于这些前提，来分析“再130号”判决，便成为我们观察和讨论这一问题的关键起点。
谈到《药品管理法》的立法，有三点广为人知：首先，该法明确体现了对制售假药犯罪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其规定具有强制性和禁止性；其次，全国人大在制定《药品管理法》时，共设置了24条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，这些条款相互关联、缺一不可，并与1997版《刑法》第141条形成了严密的惩处配套机制；最后，具体案件的审理，应适用案发当时的法律条文，而“再130号”案所适用的，正是2001-2009年的《药品管理法》和1997版《刑法》。然而，当我们仔细研究网上公开的“再130号”判决内容时，却发现了诸多令人震惊的问题。再审法官似乎逾越了“司法解释权”的边界——要知道，“两高”的司法解释权，均来源于全国人大的授权，其解释的准确性，也必须得到全国人大的认可，这一点，在早前关于《公司法》的解释争议中，已得到充分确认。
在“再130号”判决中，法官对《药品管理法》中与本案密切相关的7条强制性禁止性条款，从头到尾未做任何列举或分析，仿佛这些条款根本不存在；同时，法官以“没有实质性损害”这一明显站不住脚的理由，消解了对制售假药犯罪“零容忍”的政策，要知道，在公告之前，整个医疗系统和患者，对制售假药的事实全然不知，致死率和并发症自然也不在观察和统计范围内；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判决中“明确告知”所适用的法律，竟是在判决日之后才生效的(判决日期为2019年10月9日，而告知适用法律的生效实施日期为2019年12月1日)，并且，法官还对尚未生效的法律进行了曲解，2019年12月1日新修订的《药品管理法》，仅仅是对第三章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进行了改变，并未更改包括24条款在内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。
对于普通老百姓和非专业人士来说，理解“再130号”判决中的这些刻意曲解，或许存在一定难度，但案件的性质本身并不复杂，即使用DeepSeek等人工智能软件查询，得出的结论也与该判决完全相反。显然，“再130号”最终判决所享有的“司法独立”权利，不仅未能满足应有的前提条件，反而充斥着对制售假药犯罪行为的人为操纵和掩盖痕迹。从问题的解决角度来看，如果一次未能妥善解决问题，可能是解决方案存在失误；两次未能解决，或许是机制方面出现了问题，比如腐败或黑保护伞的干预，这些因素会扭曲正常的机制；三次都无法解决，很可能是办案机关负责人，甚至更上一层机关负责人的认知能力不足，导致无法清晰界定案件性质及其危害性；而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，那就极有可能是整个法治环境出现了根本性问题。这起假药案件，从发案至今已长达16年，却始终未能得到纠正，大概率涉及到机制问题以及相关负责人的认知问题。
由此，我们不难判断，该案已引发了一系列危害性，且这些危害呈现出递进和升级的态势。首先是个案损害。
香港嘉傲集团因执行国家强制性禁止性法令，却无辜遭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；150余万肾病透析患者，他们的身体健康遭受了器质性损害。
